标题：[说给八一的话]“八一”节前忆“八一”(三)

六  为什么八一南昌起义的队伍都是第二方面军张发奎的部队？

      这是因为当时张发奎对共产党人采取容忍态度，所以第二方面军容纳了很多优秀共产党分子。

      张发奎对共产党人进入他的部队似乎并不介意，一开始进入的共产党员还限制在叶挺的独立团内。随着张发奎所指挥的部队的增多，共产党员在他的部队中也越来越多，远远超出了一个独立团的范围。如先后担任过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罗汉、张善铭、廖乾五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秘书长高语罕等；他手下的几员征战沙场的骁将，如叶挺、蒋先云、卢德铭和许继慎等，都是共产党员。到北伐后期，张发奎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后，据不很确切的材料统计，在他的军队中有2500至3000名共产党员。其中，叶挺第二十四师、贺龙第二十军是中共发动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卢德铭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是发动秋收起义的主力，叶剑英第二方面军教导团是发动广州起义的主力。共产党人在张发奎的部队里起着极大的作用，他们遵守纪律、刻苦耐劳、英勇善战、勇于牺牲，这点张发奎深有感受。

    虽然部队里有这么多共产党人，张发奎对掌握军队还是蛮有自信心的。因为，四军军长黄琪翔、十一军军长朱日晖都是他信任的人，二十军军长贺龙不是共产党员，而叶挺又是他的好友。正因为如此，汪精卫发动“7?15”分共以后，张发奎对部队里的共产党人，仍然采取容忍态度，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高语罕、于树德等仍留在他的部队里，他甚至想把这些人留下来为己所用。

    直至在30多年后，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学者问他“共产党人是否给了你很多帮助”时，张发奎的回答仍然是：“没有问题，他们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得很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极为认真而且优秀。他们在宣传里只说我的部队好。”“共产党人集中到九江时，我说：愿意去南昌的和郭沫若一同走，不愿去南昌的将被送往上海或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发放路费。分共不意味暴力。它意味共产党从政府和军队中退出。唐生智胡乱地屠杀共产党人，我不能。我没有拘捕共产党人。为什么？由于造反的是在南昌的那些人，另外的人不能担当。此外，我永远不想信屠杀能奏效。”“许多政工人员分开了，我给每人发了路费。”    “我屡次说过，我不会杀害共产党员。”“在任何状况下，我不同意将共产党员当做敌人。我不反对共产党员个人。

    可以这么说，在大革命时期，除了贺龙等后来与国民党决裂、成为参加革命起义的将领之外，在北伐军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中，张发奎是与中共关系最友好、客观上对中共帮助最大者。与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不同，他的左倾、他的联共，还是有一定诚意的。

    其实，不单单是张发奎，四军里许多将领，如张发奎最信任的黄琪翔也不大愿意“分共”，并说：“离开共产党的帮助，以后打仗就难了。”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内战》中这样评价道：

    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的接近，在统御理念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地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

    这个观点值得回味，国共分裂后，张发奎的“铁军”果真没像北伐时那样战无不胜了。

      汪精卫领导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15日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分家。在中国历史上，以7月15日这一天作为分水岭，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结束。对于张发奎迟迟不清共，汪精卫等十分不满意，一再敦促他要在部队中坚决清共。

    一直紧跟汪精卫的张发奎，感到国共合作已不再可能，他开始对共产党人采取“礼送”的政策。但即使同意分共后，他仍大批接纳共产党人。时任北江农军负责人的龚楚后来回忆说：“张发奎将军由汪精卫宣布'国共和平分家'后，不但不将我们党的同志清除，反而收容被国民党驱逐出来的同志。……当时在武汉时流行的那一段传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朱培德遣送共产党，张发奎收容共产党。”    然而，张发奎虽然“容共”，却从未想过参加到共产党这一边来，这是其历史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