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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的难解人生---蒋介石称为“最大共谍”
四川出才子，也出无耻文人；四川出将军，也出败类叛徒。各朝各代都有这样的人物，历史会给他们的功过是非，准确无误地记录下来，让后人去评说。
郭汝瑰，四川铜梁人，毕业于黄埔五期，早年参加中共，后失去与地下组织的关系。追随国民党抗日。在抗日战争中他作战极其英勇，深受陈诚和蒋介石先生尝识，一路走好，步步高升。在国共逐鹿中原的战争中，他已是高级将领，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长，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堪称蒋的爱将，可此时他己是中共的高级间谍，将许多重要的作战计划给了毛泽东。
历史有时捉弄人，可一些人也在捉弄历史。当历史发展的轮廓为浓雾深锁，呈现出假像的时候，纵是聪明绝顶的人也会上当受骗。郭汝瑰先生就是这样的人。
他是一个职业军人，在1937年抗战爆发的当口，参加了蒋介石先生率军百万的淞沪大会战，他作为42旅代旅长，在数十架日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嚷顶不住时，他就冲出掩护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84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还剩下两千余人，阵地仍未丢失，自此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受到陈诚的赏识。后在长沙会战中他善于指挥，又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为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防研究院任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
1944年3月，他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抗日战争胜利后，郭汝瑰已是国民党中将军衔的上层军官，常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由于他思想左倾，早年崇奉马列，还是觉得马列主义才是“救国良方”。在国共内战紧要关头，他通过各种关系与渠道终于和共产党地下组织接上了头，并多次和董必武见面，秘密接受中共党员任廉儒的单线联系与指挥，终成为中共方面高级的情报工作人员。由于他隐藏得很深，从未有过暴露，故一直深受国民党当局的信任，不久又“一年三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国民党国防部的作战厅长，成了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要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且要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他又随蒋介石还都南京。在整个三年内战期间，郭汝瑰将蒋介石先生作战计划的最高机密，通过任廉儒全部提交给共产党，毛泽东才有自吹的“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节节胜利，直到把国民政府逼走台湾。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共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决定：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会议刚完，宋美龄走进客厅，请大家用餐。郭汝瑰一回到家，即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第74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共军因为提前得到情报，经过一番激战，在孟良崮之战中，全歼了国民政府的王牌部队第74师，杀害了其师长张灵甫，使国军重点进攻山东的计划严重受挫。电影《红日》就描写此事，仅无郭汝瑰提供情报一说。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准”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国民政府的军队，就被郭汝瑰报送到共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国民政府军在移动中被共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至日后原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时，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生业，人又矮小，所以称他为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他没有公开说明，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又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聿明以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我接到这一电令后，又感到蒋介石所以变更决心，是被郭汝瑰这个小鬼的意见所左右的，很后悔我在28日（即在南京参加作战会议时）对蒋未说明我对郭汝瑰的看法……弄到现在，老头子听郭的摆布……陷国军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政府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准备到共产党占领区去。但中共仍叫他留下来继续搞垮国民党，预计共军渡江后，蒋定会固定西南，双方必有一场恶战，叫他掌握一支部队，待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与此同时，继何应钦之后就
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徐永昌也挽留他说：“重大决策都是老头子决定的，哪能要你负责呢？你不必引咎辞职。” 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不久即任命郭汝瑰为72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共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他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尤其到自己的家乡铜梁县去招兵。他公开号召：谁能招一连人就当连长，招一营人就当营长。四川人家乡观念重，铜梁一带的贫苦农民担心被抓壮丁，都愿意前来应征。没有多久，郭汝瑰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72军就拥有了三个师一个团，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72军的同时，单线联系指挥郭汝瑰的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公开身份来到四川，并带来共军二野联络部的赵力钧。为便于赵力钧进行活动，郭汝瑰委任他为72军重庆办事处的办事员。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以为在此节节失利、军心涣散之际，郭汝瑰还能临危受命，组建起一支很像样的部队供自己驱使，实在难得。当共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之后，还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他的部队作战有无把握。当得悉解放军已经进入贵州，由贵人川时，蒋介石又叫国防部电令郭汝瑰为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21军、44军、72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72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共军决战。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72军中所有拥蒋人员，在共军入川时，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他固守大西南的计划。在他到台湾后十分痛心地向人说：“没有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谍。”台湾有报纸写道“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
应该说，郭汝瑰为毛泽东夺取天下立了丰功、奇功，可是在中共建立政权后，只给了他一个川南行署交通厅长一职，相当于一个副局干部。后来，他奉命调到新建的南京军事学院，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教研处副处长。不久被怀疑为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在“肃反”运动中遭关押审查。原来他1949年举行的那个率众投共是假投共，有不少投共人员“反水”叛变，杀了共产党派去的军代表。其中有个投共师长叫肖烈，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64年冬我被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时，竟和这位矮个子师长同一个中队，据他说起义部队根本无人“反水”，中共反正枪毙了不少人，判刑了不少人，团长、营长、连长、以至班排长，多遭杀戮。肖一直不“认罪”，说自已是“有功之臣”，直到1975年才获特赦。好在郭汝瑰安然无恙，“肃反”后仍当他的教员。
当然，无端被诬，他不能不有意见，心想自已为共产党“革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反被疑为特务，真是滑稽至极！好在这个运动很快结束，对他伤害不算大。不过他发觉，现实中的共产党与自已当年想象中所“信奉”的共产党有“天壤之别”，认为 “肃反”是无法无天，践踏民主，破坏宪法，无端诬陷好人。在一份材料中他写道：“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为此，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在中共南京市委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将心里积怨与不满，一古脑儿地倾倒出来：“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入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几百年。我们要力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为此被定成右派，遭到猛烈的批判斗争。由于他是投共将领，中共法外施恩，宽上加宽，只把他降职降薪发配到农场进行监督劳动改造。在不久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作为死老虎“学术权威”拉出来批斗，抄家游街备尝辛酸。好在他是“聪明”人，从不硬顶硬抗，别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认，加上“文革小组”模糊不确定定性，方逃过死亡一劫。
在这凄风苦雨二十多年的贱民生活中，他想得很多很多，金戈铁马，淞沪大战；冠盖如云，拜将封相。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国军对共军作战的最高机密全给了毛泽东，到今天自已却成了阶下囚。
历史啊历史，你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直到1978年他的“问题”才得到明确定案解决，此时郭汝瑰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了，还能做什么呢？不过还好，他以无权无钱耄耋之躯，联络当年各方战友编写了两本600余万字的巨著《中国军事史》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作战战记》，道出了一个历史事实：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国民党是抗日的，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
在他1997年生命结束前夕，说了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碍社会进步。”这是忏悔呢，还是觉悟？
郭汝瑰作为脚踩两条船，游离在国共两党之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人生，让后人去想象吧？
阅读了，做地下工作者难。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