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金秋江南行之四：留下这抹中国红  记住这段战友情

     我此次去上海，满打满算只停留了36个小时。头一天在外滩、城隍庙、船游黄浦江大约8个小时，第2天在世博园大约8个小时。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能够在世博园拍拍夜景，10点左右再出园，当然是最好。但是，我已与现任上海闵行区武装部政委的骆林森约好，在一起吃顿晚饭见见面。所以，我从浦西过江回来，没有赶上4点半与张玉龙见面，就在世博轴上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坐在长凳上拍了几张夕阳照耀中国馆和附近几个国家馆的片子。

     5点半左右，从世博轴上下来，开始向7号门走。正好路过中国馆的南边，又从正面拍了一张中国馆的照片。这也是我在世博园拍的最后一张照片，但愿能够永远留下这抹中国红。

       按照约定，骆林森派车到17停车场接我。然后到他所在的闵行区的一家酒店吃饭。城市里的饭菜大同小异，能够记住的是：喝的五粮液，吃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饭后他去参加上海警备区组织的演习，我则由他的司机送火车站。

     在上海停留时间这么短，为什么还要安排这次见面与吃饭？此中原因在于，云起父子与骆林森有一段不一般的战友之情。我们父子既然一起来到上海，觉得不与他见个面实在过意不去。

     还是1979年我在当658团宣传股长的时候，骆林森从一个电影放映员提为电影组长。我1980年离开658团后，他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12集团军机关。他这个人为人处世勤奋好学而且慎言慎行，处事低调，没有名利之欲。在当今社会，是难得的好干部。正是因为人太好，不会或不愿请客送礼这一套，所以仕途发展空间就受到限制。他是1990年代后期从12集团军组织处长提为装甲兵2师副政委的，德能才学都非常优秀，几次传言他要当12集团军政治部副主任，结果一直没有兑现。2005年在野战军得到提拔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平调到上海警备区闵行区武装部当政委。家属与女儿一道来到上海，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我觉得这要比在野战军当个正师要好的多。

    我与他在658团相处了大约4年时间，后来我去炮兵机关后一直保持联系。至今记得好象是1979年秋天，我们两个还合作写过一篇稿子。那次是听说1连有个安徽籍战士在探家期间做好事送迷路小孩回家，我觉得挺有意思，想写篇稿子。就喊上骆林森，到1连找到当事人做了采访，回到电影组。也就是花旗营大礼堂东头南侧那个房间，我口述，骆林森记录，一气呵成。寄给《安徽日报》，不久发出来。这篇见报稿一直还留着，这也是一种战友情，不能忘掉。

    骆林森2002年曾经作为南京军区赴河北省接兵师政委来到石家庄，我们在一起又相处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次他来河北，我们抽空一起去了山西平遥古城和大寨村，在这里与战友们见过几次面。2004年南京军区又来河北省接兵时，他虽然没有来。但是，嘱咐来人把我儿子苏晓明带到了装甲兵2师。我儿子过去后，他给予了格外的关照。他虽然2005年下半年调到了上海警备区，但是由于他的影响与关照，小孩在2年义务兵期间，学了开车入了党，并且按时队伍。

   你想想，一个江苏兵与河北父子两个均是战友，这种巧事并不多。这种战友之情，怎么能够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流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