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兴业路７６号（原望志路１０６号），是一栋充满了浓郁上海特色的单开间石库门房子，沿马路坐北朝南。在这座今天已经修缮一新的二层小楼的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长方桌，围着桌子放着十几个圆凳。

　　９０年前，就是在这间房子里，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那时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不断，党派林立、纷争不休。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只有几十名党员。当时，也许并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它所蕴藏的巨大力量，也没有多少人能够预见到它将会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怎样巨大的改变。

　　然而，正是这个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一最先进的思想武器的党，犹如初升的红日，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成为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

　　９０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从任人宰割、一盘散沙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千疮百孔、积贫积弱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从灾难深重的百年沉沦到踏上民族复兴的腾飞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书写了人类历史上一幅逶迤而又气势磅礴、雄浑而又绚丽多彩的壮美画卷。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历史文化从未间断、一直延续至今的国家。

　　在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然而，当历史的脚步进入１９世纪，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清王朝已经衰相尽显。

　　此时的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向外扩张。

　　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入了近代的屈辱历史。

　　１９世纪中叶，英国正在竭力扩张世界市场、掠夺殖民地。为了获取暴利，英国政府支持和怂恿其商人把害人的毒品——鸦片，作为特殊商品偷运到中国。

　　１８３９年６月３日，清政府钦差大臣林则徐奉命在广东虎门公开集中销毁收缴的鸦片。禁烟措施完全是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行为。但是，英国政府却借机在１８４０年６月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史称鸦片战争。

　　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自发地进行了英勇的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然而，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面前，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一次次暴露出它的腐败和无能，最终败下阵来。

　　以割让香港岛、赔款２１００万银元等为主要内容的《南京条约》，记录了中华民族在西方殖民者的枪炮逼迫下所遭受的屈辱与苦难。

　　【戴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从此展开了风起云涌的斗争，因此鸦片战争就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将大笔军费和巨额赔款转嫁给劳动人民，官吏则巧立名目，层层加码，贪污肥私，农民的负担日益加重。残酷的压迫和剥削，迫使广大人民走上了反抗斗争的道路。１８４２年至１８５０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达到上百次。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立“太平天国”。经过两年的艰苦转战，太平军于１８５３年３月占领南京，改名“天京”，并定都于此，建立起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

　　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的主张。后期所颁布的《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失败了。

　　【茅家琦 　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太平天国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有力地回击了帝国主义的干涉，成绩应该说是伟大的，但是这场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它没有能够完成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任务。

　　１８５６年１０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罪恶地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此后，法国也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加入到这场侵略战争中来。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城前，首先抢劫和焚毁了皇家离宫圆明园。法国作家雨果描述了这一暴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

　　俄国也趁火打劫，先后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中国１５０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为了挽救日益深重的统治危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部分成员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主张引进、仿造西方的武器装备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设近代企业，兴办洋务。

　　但是，历时３０多年的洋务运动并没有实现“自强”、“求富”的目标，没有也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１８９４年，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没，陆军也是一败涂地。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清政府完全按照日本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的岛屿和澎湖列岛被割让，还要赔款２亿多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３年的财政收入。

　　【张海鹏　 中国史学会会长】

　　这（甲午战争）无论是对于清朝的统治阶级还是对于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巨大的刺激。《马关条约》更是让中国的老百姓感觉到一种奇耻大辱。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进一步加剧。他们通过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领土，强占租界，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

　　在外国侵略者的压迫下，中国几乎没有独立的领土主权可言。凭借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在中国可以横行不法，中国政府却无权干预。在外国殖民者控制的租界里，中国的法律不发生任何效力。中国的海关更是被外国侵略者牢牢把持，一个叫赫德的英国人居然掌握中国海关大权长达４０余年。

　　维新派骨干谭嗣同愤怒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事实上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维新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１８９５年春，广东南海举人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期间，听到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无比悲愤，当即联合１８省在京举人１２００多人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但是，维新变法如同昙花一现，只经历了１０３天就夭折了。９月２１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重新“垂帘听政”。

　　２８日，维新志士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戊戌维新的失败，再次暴露出清朝统治集团的腐朽与保守。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想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

　　在维新派选择“变法自强”的同时，中国的广大人民中间则酝酿着一场反帝斗争的风暴。１８９９年，义和团运动像火山爆发般以山东、河北为中心涌现出来。随着运动的勃然兴起，到１９００年，义和团的势力已经渐渐渗入北京等地。

　　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异常惊恐。６月，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联合发动了侵华战争。８月１４日，面对几乎是不战而溃的清政府军队，不到２万人的侵略联军轻而易举地攻入了北京城。逃亡中的清政府发布了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下，义和团运动和抗击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最终失败了。

　　侵略者们攻占了紫禁城，举行了“阅兵”游行。北京城被分区占领，所占区域的中国人家必须悬挂占领国国旗。一时间，北京城插着的是八个国家的旗帜，整个中国简直都被撕裂了！

　　１９０１年９月７日，清政府与１１国签订《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赔款４．５亿两白银，分３９年还清，本息合计近１０亿两。条约还规定列强可以在北京使馆区和北京周围１２处重要位置驻军。

　　【步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长】

　　这样的话，中国清政府就成为了被列强刺刀监护下的政府了。那么，这个政府也就被称为是一个“洋人的朝廷”。这就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全国各地民怨沸腾。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仅１９０２至１９１１年间，各地“民变”就多达１３００余起。

　　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采取了多种自救措施，但都无济于事。所谓“预备立宪”不仅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使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

　　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１９０５年８月，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政党。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怀着“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决心，孙中山、黄兴等一批批爱国志士，先后组织了黄花岗起义等１０多次武装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风声所播、全国震动。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晚，驻武昌的新军第八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革命士兵们一夜间就占领了武昌。短短三天，武汉三镇光复。革命的烈火很快就燃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到１个月，全国就有１３个省宣布起义，脱离清政府的统治。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２月１２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２０００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终于覆灭。

　　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从此，“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的民主主义观念深入人心，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

　　然而，辛亥革命仅仅赶跑了一个皇帝，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１９１２年４月，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３个月便宣告夭折。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

　　【李文海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先后刺杀了宋教仁、解散了国民党、撕毁《临时约法》，自己搞了一个《中华民国约法》，同时他还基本接受了日本提出来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接着他就复辟帝制。这样中国就重新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强烈反对。随着１９１６年袁世凯８３天皇帝梦的破灭及败亡，北洋政府连形式上的统一也维持不了，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也宣告了资产阶级议会制道路在中国根本行不通。战火几乎遍及全中国，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灾难。

　　“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中华民族的希望，究竟在哪里？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场更加巨大的革命风暴正在孕育着，将要降临到中国的大地上来。

　　１９１５年９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一场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开始。

　　１９１７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一批知识分子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发起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各种新思潮、新观念迅速涌现，广泛传播。

　　此时，西方列强正在进行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规模空前、破坏性极强的战争，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和弊端暴露无遗。

　　这使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他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已失去原来那种耀眼的光彩，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

　　恰在此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陷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的中国人由此看到了新的出路和新的希望。中国的思想界开始产生一批赞成俄国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正当中国的思想界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动，新的革命力量已经成长起来。到１９１９年，产业工人已达２００多万人，工人阶级日益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１９１９年上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然而，此前为人们所称颂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

　　帝国主义列强把持下的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巡警、撤销领事裁判权等正义要求，反而规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获得的一切特权转交给日本。北洋政府居然准备在这个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首先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激起强烈的愤慨，五四运动如火山爆发般地开始了。５月４日下午，北京大学等十几所学校的学生３０００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强烈要求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惩办亲日派官僚。

　　在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严厉镇压的情况下，工人阶级挺身而出，英勇地站到了这场政治运动的前列。６月２８日，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出席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的直接斗争目标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崭新篇章，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五四运动也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　

　　许多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人们，从对各种社会思潮、政治主张和政治力量的鉴别中认真思考，开始怀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救国方案。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宣传社会主义、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短短几年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强大潮流。有人描述说：社会主义在今日的中国，仿佛有“雄鸡一鸣天下晓”的情景。

　　李大钊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也是最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他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认为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必须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大钊在天安门广场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在现场亲耳聆听的就有青年毛泽东。１５日，这篇演说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面。李大钊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正是在此时，毛泽东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说：“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被誉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的陈独秀，公开提出中国不应当再走“欧美、日本的错路”。他明确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几乎同一时期，周恩来也迅速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１９２０年，因领导学生向当局示威请愿，周恩来被捕入狱，在狱中仍不断地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出狱后，他到法国勤工俭学，更加坚信马列主义。在给觉悟社社员的一封信中，他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张闻天等一大批先进分子，在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实际斗争中，不断地砥砺自己，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一些老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也在这时开始转向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董必武曾回忆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开始读“马克思主义”。　

　　随着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逐步传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到１９２０年１月，已经有人在报刊上公开呼吁“劳动团体应自己起来做一个大政党”。

　　这年２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历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故事。

　　１９２０年８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提出建党的思想：“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毛泽东复信说：“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北大红楼——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源地，曾是北京城最有现代气息的建筑。１９２０年春，它又迎来了李大钊与维经斯基的多次会晤。维经斯基是经共产国际批准，受俄共（布）远东局委派来华的。维经斯基一行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帮助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１９２０年８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２号——陈独秀的寓所诞生。此后的日子里，上海党组织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

　　１０月，李大钊接到陈独秀在上海建党的通报后，立即与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党组织。

　　当年１１月７日，上海党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共产党正式刊物——《共产党》月刊，在黑暗的中国第一次发出了“共产党万岁”的战斗口号。上海党组织还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尽管没有散发到社会上去，但是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和主张。

　　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由毛泽东等人创建的。上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后，陈独秀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一个组织。

　　１９２０年冬，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活动下，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１９２０年秋至１９２１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堂等在广州，相继建立起党的组织。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８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公开出版。早期共产主义者还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行了积极的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传播。

　　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深入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动工人组织成立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在一些地方，青年团组织开始建立。

　　至此，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全国范围的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时机已经成熟。

　　翻开《谢觉哉日记》，１９２１年６月２９日有这样一行字：“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日记里提到的叔衡，就是何叔衡，润之，就是毛泽东。他们是６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６月２９日下午６点，毛泽东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１９２１年６月，上海党组织的李达等人开始了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代表大会原定于６月２０日召开，但由于各地代表一直未能到齐，一直延至７月２３日晚上代表全部抵达后才正式开幕。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１０６号（今兴业路７６号）举行。

　　参加会议的代表除了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外，有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包惠僧受陈独秀的派遣参加了会议。

　　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党员。他们中年龄最大的４５岁，最小的才１９岁。与会者的平均年龄２８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当会议开到３０日晚８点左右的时候，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感觉事非寻常，建议立即停止会议，迅速分散离开。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他们除了查到一些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书籍外，并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东西。室内抽屉里放着一份党纲草案，幸好因为涂改很乱，字迹模糊，也未引起他们的注意。

　　鉴于会场已经暴露，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

　　“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导工农。”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１９６４年重访南湖烟雨楼旧踪时写下的诗句，形象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

　　经过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党纲决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

　　大会提出，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决议规定，党应采取完全独立的政策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以陈独秀为书记。

　　【邵维正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

　　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２１年，中国的先进分子经历了８０多年的反抗斗争和救亡运动，但却屡遭挫折和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革命就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鲜明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从此历史性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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